日本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对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日本无核三原则（非核三原則，ひかくさんげんそく），即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无核三原则”和“武器出口三原则”等一起，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下奉行“专守防卫”原则，是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象征。

1967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国会答辩中正式提出了“无核三原则”方针，并在1968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包括“三原则”在内的核政策的“四个支柱”，即“无核三原则”、核弃绝核裁军、对美核威慑的依存及核能的和平利用。1971年11月，无核三原则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自佐藤荣作后多任日本首相，如安倍晋三等在不同场合表态日本坚持贯彻这一个政策。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中，也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

2025年11月14日，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文件之际，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对此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截至11月17日，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等4名广岛市选区的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都在采访中明确表示，反对修改，应当坚持“无核三原则”。

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海军和陆军成立了专门机构研究核武器。美国轰炸日本广岛之后，日本大本营还要求科学家在6个月之内研制出核武器，以便为日本军队开展进攻赢得时间。1945年9月22日，盟军总司令部下达第3号指令，全面禁止日本进行核研究。随后，尽管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但日本以研究为借口，从美国接收了足以制造40至50件核武器的300多公斤武器级钚。

由于美国在广岛市和长崎市扔下“小男孩原子弹”和“胖子”这两颗原子弹，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毁灭性打击的国家，从感情上，普通的日本民众，特别是广岛人和长崎人希望获得世界的同情。核爆受害者的立场也十分鲜明，绝不能让“唯一核爆受害国”日本允许使用核武器。早在1947年，日本人就开始举行纪念活动，但为了不让当时占领和管制日本的美国人发现和取消活动，只能以跳舞等方式进行。直到1954年，广岛和平公园建成，纪念仪式才全面展开。此后，每年8月6日，广岛市都要举行“广岛和平纪念式典”，日语的正式名称是“广岛市原爆死没者慰灵式暨和平祈念式”。

1954年，由于美国的氢弹实验，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在比基尼环礁被炸毁，导致日本国内反核武器的势头高涨。

发展历程

早期发展

1955年12月，自由民主党和社会党提案制定了《原子能基本法》，该法第2条规定，核能的研究、开发、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针对这一和平目的的宗旨，发起人之一的众议院议员中曾根康弘回答说，不应将其用于（日本的）国防目的。使用核燃料杀伤人类的武器是另一回事。

1957年2月，日本首相岸信介表明了日本不拥有核武器的方针，1958年4月，岸信介在宪法上不禁止拥有防御性核武器的解释的同时，明确表示不拥有任何核武器作为政策。

1955年5月，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由于核武器没有被国际法禁止，根据（旧）安保条约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是否可以自由携带核武器。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称，美国一定会与日本协商。对此，质疑者表示强烈要求美方确认。

1960年1月19日，《(新日美安保)条约第6条的实施交换公文》(《岸·哈特交换公文》)和《藤山·麦卡锡口头谅解》，继承了该口头协商的宗旨。其中，《岸·赫塔交换公文》规定美国军队在使用日本基地时，如果属于驻日美军的“部署上的重要变更”“装备上的重要变更”“从日本进行的战斗作战行动”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要事先与日方进行协商。《藤山·麦卡锡口头谅解》列举了这些具体的例子，作为属于“装备上的重要变更”的内容，列举了携带核弹头、中、远程导弹以及这些基地的建设。

1960年4月，岸信介在众议院日美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上发言说，日本不装备核装备，也不允许携带核武器，这是政府通过国会向国内外表明的。但关于搭载核武的舰船通过日本领海的问题，日本从所谓的安保国会时期开始就表示，如果这种通过属于一般国际法上的无害通航，则不会成为事先协商的对象。

正式提出

1967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增田甲子七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被质问日本政府主张的“不带入”的法律依据，“作为政府的方针，自岸内阁以来一直坚持不制造、不拥有、不带入核武器的严格方针”，确认了起源于岸内阁的三原则。12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对于冲绳县回归日本的问题上正式提出了“无核三原则”方针，即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

1968年1月，佐藤荣作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对于核问题，再次表明不拥有、不带入。1月30日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被执政党议员问及日本的核政策时正式阐述了包括三原则在内的“四个支柱”，第一，不开发核武器，不允许携带核武器，也不保留核武器，即无核三原则。接着，第二，削减核力量，第三，依赖美国的核威慑力量，第四，和平利用核能。同年，在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对于一般国际法上的无害通航制度进行了重新探讨，明确了政府的统一意见，即不承认搭载核武的外国军舰通过日本领海是无害通航。政府采取的立场是，即使在取代领海条约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核动力舰船通过日本领海也不属于无害通航，并将其解释为事先协商的对象。

1971年11月24日，作为围绕冲绳归还协定的政策之一，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由自由民主党、公明党、民社3党共同提出了“关于非核武器及缩小冲绳美军基地的决议案”，并以全体一致（社会、共产主义缺席）通过，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该决议案中，“政府应遵守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在归还冲绳县时，采取适当手段，明确冲绳不存在核武器，以及归还后也不允许带入核武器的措施。”在该决议通过后，佐藤荣作表示:政府再次郑重声明遵守无核三原则。

1974年，在美国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军事利用小组委员会上，美国退役海军少将拉洛克公开了他的证言，根据经验，美国军队的航空母舰、战舰、驱逐舰等可搭载核武器，在停靠日本等港口时，不会放下核武器。10月12日，美国政府以备忘录的形式向日本政府传达了以下官方观点，美国政府理解日本国民对核武器的特殊感情，不违背日本政府的核政策；遵守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的事前协商，不违背日本政府的意愿采取行动等约束，继续真诚遵守；拉洛克言论是由一个私人发表的，不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对此，日本外务大臣木村俊夫表示，日美安保条约的基本基础是日美之间的信任，除非事先协商，否则不会带入核武，而且秘密协议既不是口头协议，也不是文件协议。同年，佐藤荣作因提出无核三原则等制止核武器扩散的行为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76年，日本正式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强调鉴于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已被确立为日本国策，日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忠实地遵守这些原则。

1981年5月17日，美国前驻日大使赖沙瓦表示，核武器的“引进”是指在日本领土内登陆或储存核武器；美国舰船或飞机通过日本领海或领空是与引进完全不同的问题，并不违背日本政府的政策。这引发了对于“不带入”政策的争议，随后，日本政府表示，核潜艇的通过和携带在意义上没有区别，从事前协商制度建立时起，就已经采用了这样的解释，这一点在1975年3月向美方确认了。此外，日本政府表示，虽然没有文件提到核潜艇的通过是事先协商的对象，但也没有口头同意将停靠和通过排除在事先协商的对象之外。

现代发展

自1994年以来，日本每位首相在纪念仪式讲话中都会提到“无核三原则”。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纪念广岛核爆时没有提及无核三原则，立即受到舆论谴责，不得不在随后的长崎市核爆纪念仪式上表示坚持“无核三原则”。

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中，也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2023年，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期间，日本不但要同美国进行“核共享”，而且在向审议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删除了以往报告一直都提及的“无核三原则”。

2025年8月6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出席广岛市遭原子弹轰炸80周年纪念仪式时致辞称：“广岛、长崎所遭受的悲剧绝不能重演。坚持‘无核三原则’，主导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而努力，这是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所肩负的使命。”

意义

“无核三原则”和“武器出口三原则”等一起，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下奉行“专守防卫”原则，是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象征。

专家分析

日本的确有发展核武器的技术与能力，中方不能排除日本在国内为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行核武装的可能性，但综合各种因素看，那种认为为日本不久就会放弃其无核化政策的主张是缺乏说服力的。日本现行无核化政策是是建立在日美同盟基础上的。因此，只要日美安保体制是健全的，只要美国能提供有效的核保护，日本就不会轻易公然走上核武装之路。况且，进入21世纪，在国际社会致力于防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潮流之下，倘如日本背离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开发研制核武器，不仅会严重损害自己与盟友美国的关系，甚至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的公敌。尽管如此，中方对一直有着发展核武器意愿与动机的日本却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拥有出色核技术的“虚拟核国家”日本，在利用与美国合作大力发展海空导弹拦截武器平台的机会，提高自身的导弹和核运送能力，争取成为事实上的核大国。（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大慧评）

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轰炸的国家，日本国民有着强烈的反核意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敌国”变为战后“盟友”的美国，亦对日本核于开发有着一定的警惕性。在这种内外多重环境的制约下，日本核政策是以政府为主导、从发展民用核电入手的，在和平利用的名义下，从一开始就明确带有追求生产核武器的军事意图，并且被定位在修宪、重整军备的延长线上，是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在重整军备形势下力主推动的主要“国策”之一。与此同时，日本也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挡箭牌，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私下制定“核密约”，承认美国向日本“运进”核武器，寻求美国的“核保护伞”，旨在通过核武器的“自主生产”和“外在保护”两条路线确保日本的安全。日本核政策的特殊性在于，表面上主张“和平利用三原则”“无核三原则”与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实际上更倚重美国的“核保护伞”，进而，表面上主张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实际从根本上并不相信美国的口头承诺，而是一直在追求自己的核武器“制造”能力。在国内外环境的制约下，这种核武器器潜在“制造”能力，正是隐藏在和平利用核电和“无核三原则”的表象下。因此，战后日本的核政策，走了一条“民用”与“军用”复合的特殊道路，成为一个“核电”与“核底”互为表里的综合性政策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战后日本已经做出了“拥有”核武器的政策选择。（南开大学教授乔林升评）

由于日本国内反对拥核的力量、美国较为谨慎的态度以及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诸多限制，日本短期内无法实现“核共享”或最终拥核。但要看到，“无核三原则”已然松动，日本和平利用核能的政策在悄然改变，这些动向非常值得警惕。（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吴限、人民邮电出版社副编审谢明评）